岳飞笑笑说道：“将军有此一问，想必此时已经心有疑虑，不太小弟并非当年诸葛武侯，岂能事事算尽。不过以朝中奸臣的勾引之力，圣上脆弱避战之心，则中原必不能久守。依小弟所想，将军想必不久便会被召南往，到时需多减轻视金军东路。我怕到时中原沦陷，则金军兵锋将一起南下，要取圣上。到时将军需以守代攻，保存气力，以图后事。至于更详细的运营，还当依局势而定，不成一概而论。”
岳飞奥秘地笑道：“局势所趋，将军静观便知。”
“仁宗天子即位后，西夏立国，天灾并起，实非国之大运，然仁宗天子不觉得意，任用贤臣，励志窜改，方才有范仲淹、富弼之‘明黜陟、抑幸运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号令”的鼎新办法，始有庆历新政的盛况。又数度抗西夏于边，虽终究败北而订‘庆历和议’，却令西夏一国财用不给，使其百姓饮无茶、衣高贵，怨声载道，因而数十年不敢再窥宋之边疆。政事方面，仁宗天子则更使大权归于文武群臣，而立言官以限其权益，虽为放权，但实际天子把握百官之力更胜前代。纵观仁宗天子一朝，恭俭仁恕，出于本性，一遇水旱，或密祷禁庭，或跣立殿下。至于夏人犯边，御之出境；契丹渝盟，增以岁币。在位四十二年之间，吏治若偷惰，而任事蔑残刻之人；刑法似纵弛，而决狱多平允之士。国何尝无弊幸，而不敷以累治世之体；朝何尝无小人，而不敷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高低恻怛之心，忠诚之政，有以培壅宋百余年之基。故其驾崩之时，‘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’，便是辽道宗亦哀恸道：‘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’，更立其衣冠冢以托哀思。是故仁宗天子御极之世。恭已有为，宽仁明圣，四海雍熙，八荒安静，士农乐业，文武忠良。实乃：圣明有道唐虞世，日月忘我六合春。当是大宋守成第一贤君。”
韩世忠带沉迷惑又问道：“将来之事，固是难说，但已成定论之事，想兄弟必然有高论。若依你之见，自太祖天子以来，现在已经历九帝，为何我大宋百余年仍受鞑虏逼迫，难复汉唐之盛景？”
韩世忠听后奇道：“为何兄弟对峙以为中原难守？”
“及至真宗天子即位，其治国之能不及太祖太宗，开疆之心亦不及，然其勤恳于政事，善用贤臣良将，因而有咸平之治。其使中原经济得以复苏，百姓亦可安居乐业。中书门下及枢密院权益日重，则利于国度施政，天然开通公道。然宰相枢密使势大，反阻皇权，故真宗天子以异论相搅均衡朝堂。不过此举固可使朝臣对峙，难侵皇权，却也为后代忠臣奸佞共一堂，事无所宜，皆有争辩，使得忠告难行而立根底也。后至澶渊之盟，东封西祀，国力日艰，百姓赋税亦苦。暮年之时，更是任用“五鬼”，装点承平，其大过也。是故真宗天子勉为英悟之主。初践位时，相臣李沆虑其聪明，必多作为，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，盖有所见也。及澶洲既盟，封禅事作，吉祥沓臻，天书屡降，导迎奠安，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矣。”
韩世忠也不发一言，静待岳飞高论，一时候房间中堕入一片死寂当中。
韩世忠将茶碗放下，又深思很久，而后谨慎翼翼地问道：“依鹏举之见，如果圣上还是避战，后事该当如何？”
“而英宗天子继仁宗之盛势，然两宫不平，又有濮议之争，虽有治世之贤，却为病体所扰，终无大成。是故古人有言，天之所命，人不能违。英宗天子以明哲之资，膺继统之命，执心固让，若将毕生，而卒践帝位，难道天命乎？及其临政，臣下有奏，必问朝廷故事与古治所宜，每有讯断，皆出群臣意表。虽以疾疹不克大有所为，然使百世之下，钦仰高风，咏叹至德，何其盛也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