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及至钦宗天子即位，早已是江山破败，乾坤混乱之局，虽其能先用李纲，免一时之祸，然其脾气脆弱，又无政事历练，终究不免一败涂地。是故帝在东宫，不见失德。及其践阼，声技音乐一无所好。靖康初政，能正王黼、朱勔等罪而窜殛之，故金人闻帝内禅，将有卷甲北旆之意矣。惜其乱势已成，不成救药，君臣相视，又不能同力协谋，以济斯难，惴惴然媾和之不暇。卒致父子沦胥，社稷芜茀，实不敷论也。”
岳飞说到此处，稍作停顿，见韩世忠听得出神，便喝口茶持续说道：“至神宗天子即位，豪强剥削，税赋日重，乃至海内生变，外又有交趾反叛，实为表里交困、国力日乏之局。但其仍能大胆起用王安石为相，效秦时商鞅变法故事，一改祖宗之法，行熙宁新法，实乃大才也。然新法之弊未去，又顾虑旧臣之反对，首鼠两端，终使富国强兵取土之法难以实施。究其启事，乃是其对新法信心不敷，又无雷霆之手腕，其才不敷矣。如果换作太祖天子临朝，则新法必能贯彻，则国力日盛。但其虽新法未成，却立后代之基，又有元丰改制，去官吏冗余，实乃大善。然其志大才疏，虽有囊括八荒之大志，却难有祖宗之雄才，富弼曾劝其二十年内不成用兵，然其十年以内倒是数用其兵，乃至有永乐城之惨败。是故神宗天子虽本性孝友，其入事两宫，必侍立整天，虽寒暑稳定。又尝与岐、嘉二王读书东宫，侍讲王陶讲谕经史，辄相率拜之，由是中外翕然称贤。其即位也，谨慎谦抑，畏敬辅相，求直言，察民隐，恤孤傲，养耆老，振匮乏。不治宫室，不事游幸，励精图治。又以王安石入相，使青苗、保甲、均输、市易、水利之法既立。然宋政之乱，亦自其始，贻讥于后代者，非有奢淫残暴之行，唯上之求治也亟，下之言治者已烦尔。”
韩世忠行完礼后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兄弟之大才，便是周公、伊尹重生，也不过如此。韩某闻言，惭愧莫名，韩某自夸忠义，实为笨拙，只知面前之局，安知天下局势之变？兄弟之言，令韩某茅塞顿开。现在有一不情之请，还望兄弟同意。”
“及至徽宗天子，章惇曾言：端王轻浮，不成君天下。但向太后以己无子，神宗诸子皆庶为由，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，方有徽宗天子之位。即位以后，又由向太后主持朝政，复又用旧法之巨，将哲宗年间新法尽去。还政以后，徽宗天子更是亲小人，远贤臣，前后将章惇等贤相谪贬，而重用蔡京等奸臣。虽名为崇法熙宁变法，却实为敛财之手腕。故有蔡京等人无恶不作，贿赂公行，卖官鬻爵，巧立项目，增税加赋，搜刮民财之举。而徽宗天子不问政事，一味尊崇玄门，不顾国库空虚而大兴宫观，而本身则纵情书画，大兴花石纲，将搜刮于民的财物尽数华侈。为阻言路，尽改前朝旧制，圣旨皆为御笔手诏，而不经中书、门下商讨，实乃政令之胡为也。及至宣和年间，天下百姓皆苦，便有宋江、方腊等人揭竿而起。韩将军亲历其事，当知非是百姓要反，而是奸贼横行，官逼民反罢了。随后徽宗天子信李良嗣、童贯等人之计，联金灭辽，又重用童贯攻辽，以数十倍于辽之兵力惨败而归，终究只得以重金换得一个都会邱墟、狐狸穴处的残破燕京之空城。将军与我都曾随刘延庆伐辽，可还记得当年其烧营而奔，将士相蹂践死者百余里之惨状否？灭辽以后，宋金之间，再无樊篱，因而金人两度南下，始有靖康之祸也，徽宗天子之北狩，实乃咎由自取。是故徽宗天子失国之由，非若晋惠之愚、孙皓之暴，亦非有曹、马之篡夺，特恃其私智小慧，用心一偏，疏斥正士，狎近奸谀。因而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，济其骄奢淫佚之志。溺信虚无，崇饰游观，困竭民力。君臣逸豫，相为诞谩，怠弃国政，日行无稽。及童贯用事，又佳兵勤远，稔祸速乱。他日国破身辱，遂与石晋重贵同科，岂得诿诸数哉？昔西周新造之邦，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无益，不贵异物贱用物，况宣、政之为宋，承熙、丰、绍圣椓丧之余，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？自前人君玩物而丧志，纵欲而败度，鲜不亡者，徽宗天子甚焉，其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耳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