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中动静很快传到各处，引得满朝文武皆为不满。先是张浚上奏道：“燕、云之举，其监不远。盖自宣和以来，挟诈反覆，倾我国度，非可结以恩信。借令彼中有故，高低分离，天属尽归，河南尽复，我必德其厚赐，谨取信誓，数年以后，民气益懈，士气渐消。彼或内变既平，指瑕造衅，肆无厌之求，发难从之请，其将何词以对？顾事理可忧，又有甚于此者。陛下积意兵政，将士渐孚，一旦北面事仇，听其号令，小大将帅，孰不崩溃！陛下欲经理河南而有之，臣知其无与赴功而共守者也。”
高宗天子虽成心动，但考虑再三后还是说道：“朕嗣守太祖、太宗基业，岂可受金人封册。此事当暂缓。”
“臣备员枢属，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，戋戋之心，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，然后羁留敌使，责以无礼，徐兴问罪之师，则全军之士，不战而气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赴东海而死，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！”
此言一出，朝堂高低一片哗然，金朝此举，无疑是在一意乞降的高宗天子和秦桧脸上清脆地给了一记耳光。按张通古所言，金国已然不再承认大宋为一国，而只称江南，并且出使之举，也非两国通问，乃是金熙宗下达诏谕。而让高宗天子跪接诏谕之事，更是触及了朝臣的底线。
却说张通古执金熙宗圣旨入朝，来到朝堂之上后，张通古说道：“本日吾执吾朝陛下诏谕至此，当使江南之主跪接。”
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直接上疏责问高宗天子道：“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，贩子恶棍，顷缘宰相无识，遂举以使敌。专务诈诞、欺罔天听，骤得美官，天下之人切齿唾骂。今者无端诱致敌使，以诏谕江南为名，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刘豫我也。刘豫臣事金国，南面称王，自发得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，一旦金人改虑，捽而缚之，父子为虏。商鉴不远，而伦又欲陛下效之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；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。何仍旧祖宗之天下为金人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为金人籓臣之位乎？且安知异时无厌之求，不如我以无礼如刘豫也！夫三尺孺子，至无知也，指仇敌而使之拜，则怫然怒；堂堂大国，相率而拜仇敌，曾无老练之羞，而陛下忍为之耶？伦之议乃曰‘我一屈膝，则梓宫可还，太后可复，渊圣可归，中原可得。’呜呼！自变故以来，主和议者，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？但是卒无一验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。陛下尚不憬悟，竭民膏血而不恤，忘国大仇而不报，含垢忍耻，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。就令敌决可和，尽如伦议，天下后代谓陛下何如主也？况仇敌变诈日出，而伦又以奸邪济之，则梓宫决不成还，太后决不成复，渊圣决不成归，中原决不成得；而此膝一屈，不成复伸，国势凌夷，不成复振，可为恸哭流涕长慨气者矣！向者陛下间关海道，危如累卵，当时髦不忍北面臣敌；况今国势稍张，诸将尽锐，士卒思奋！只如顷者敌势陆梁，伪豫犯境，固尝败之于襄阳，败之于淮上，败之于涡口，败之于淮阴，较之前日蹈海之危，已千万矣；倘不得已而用兵，则我岂遽出仇敌下哉！今无端而反臣之，欲屈万乘之尊，下穹庐之拜，全军之士，不战而气已索，此鲁仲连以是义不帝秦，非惜夫帝秦之浮名，惜夫天下局势有所不成也。今内而百官，外而军民，万口一谈，皆欲食伦以内，谤议汹汹，陛下不闻，正恐一旦变作，祸且不测。臣窃谓不斩王伦，国之存亡未可知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