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，韩琦想了想道：“经略此话实有事理，不过，要与番贼比这些只怕本朝不占上风。据我所知，番贼之军本于部族，酋长就是大小首级，自小教习，上动一指下即知其意。并且他们兵法又酷，传闻番贼用饭，皆要举手掩辩才敢食，恐怕上位者见到开口觉得他们有话要说。并且他们平常放牧，弓马纯熟，闲时打猎，共同又精，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原人所能比的。要跟番人比规律整肃，奋英勇战，非啖之以厚利，刑之以酷法不成！出京之前，朝中诸公无不如此觉得，琦觉得所言甚是！”
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以是兵戈的时候有上风，这一点建立，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一样是上风，上风还更大。真正的启事还是农耕民族军事文明的断层，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，再到大宋立国，遵循游牧民族的军事文明去想题目已经成了支流，此时的文人论兵就是从这类军事文明根本上来的，天然是南辕北辙。
“当然不是，民与兵千差万别，可不是只看手中有没有刀枪的分歧。新募来的兵，先要训好，过了从百姓变成兵这一关，才会分到各军当中。”既然韩琦提起来，徐平便就多说几句。“从民变兵，窜改做百姓时的风俗，统统遵循条令行事，称为训。这时他们熟谙军中的法律、轨制，风俗军中的日子，初学作战的本领。至于本领好与不好，在这个时候不过量考量，只要会了就好。分到各军以后，遵循先前训时练会的本领，再多加演练，到纯极而熟，称为练。从训到练，是选从民到兵这一关，再过真正成为合格兵员一关。凡是过不了这些关卡的，就不能补入军中，或为厢军，或为杂役，军中不答应滥竽充数就是了。”
徐平看着韩琦，好一会才笑了笑：“事理不辨不明，话不跟你讲透了，看来你对军中事还是只知外相，将来带兵是难事。番人游牧，弓马纯熟，又如何？两阵比武，可不但是弓马对射，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。刀枪砍刺，便如中原人挥镰刀、使锄头，如何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，以是善使刀枪呢？他们打猎的时候共同精美，我们汉人种地收割，一样有薅鼓田漏，千百人一起向前，便如军阵普通，又差在那里？我跟你说，这人间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泰山一样挖得倒！你讲这些，说汉人兵戈不如番人，没有半分根据。只不过几百年来，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，一向打他们不过，找这些借口安抚本身罢了。至于番胡军法酷烈，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，不得不如此罢了。军法之严，与科罚之酷，没有半分关联。前人说得明白，乱世才需用重典，承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，这话放到军中来，便就是战时法律要严，平时还是宽恤为主。我军中讲忠恕之道，便就是触及到军事，如练习、行军、作战，军法必然要严，而在平常，则主讲仁恕。对军事松散，一丝不苟，军事以外的平常则宽松活泼，一宽一严，一松一驰才谓之道。”
韩琦张了张嘴，终究还是没有说甚么，又把嘴闭上了。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，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抚本身，让韩琦无话可说。
真正讲起来，骑射还是有上风的，固然没法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，正面相对大多没法撼动步兵军阵，但矫捷的上风太大了。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上风对比，还远不敷以抵消国力的差异，宋军打不过别人，跟平常出产风俗的分歧干系很小。
新兵集合整训，分发各军后再配以久经战阵的老兵作骨干，是秦州几支雄师拉起来的根基形式。有了这类形式，才气包管军队范围敏捷增大战力根基不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