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迩者师旅频兴，相互诛戮，生民罹祸实甚。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两国当共体之。即我两国之主，以战役之故，不遑暇逸，亦非以是自安也。言念及此，欲盟诸六合，共结和好，永息兵戈，使一国子孙臣庶，奕世获享承平。不然，战役何时止息？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？故遣使致书媾和，惟熟计而明示之。”
至于“擅主和议”，也不过是停止战役摸索罢了，并非“擅缔和约”。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反对，崇祯如果以为他“擅主和议”是不对，当时就应加以惩办，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，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，又赐给他蟒袍、玉带和银币。又升又赏，“擅主和议”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过了。
清兵于十仲春月朔霸占良乡，获得袁崇焕下狱的动静，皇太极大喜，当即自良乡回军，至芦沟桥，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，逼近北京永定门。
别的另有几名御史高捷、袁弘勋、史（上范下土）等人，也主张杀袁崇焕，他们却另有私心。当袁崇焕下狱之时，首辅是钱龙锡，他虽曾攻讦袁崇焕边幅不佳，但一贯对袁很支撑。高捷等人在天启朝拥戴魏忠贤。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“逆案”，高捷、史（上范下土）等案中驰名，只不过罪名不重，还是有官做。钱龙锡是办理“逆案”的首要人物之一。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“新逆案”，把钱龙锡攀进在内。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筹议过杀毛文龙的事，钱并不反对，只劝他慎重措置。“新逆案”一成，把很多大官诬攀在内，老逆案的臭气便可冲淡了。成果新逆案没有搞成，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，定了极刑，厥后减为放逐。
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，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，到厥后终究见到了，他对袁敬佩已极，便投在袁部下办事，拜袁为教员。袁被捕后，程本直上书天子，列举各种究竟，为袁崇焕分辩，要求开释，让他带兵卫国。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，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。[112]崇祯大怒，将他下狱，厥后终究将他杀了，完成他的志愿。
申甫的所谓“车营”，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很多好笑事情之一。申甫本来是个和尚，异想天开的“发明”了很多新式兵器，包含独轮火车、兽车、木制西式枪炮等等，自吹效力弘大。崇祯信觉得真，当即升他为副总兵，发钱给他在北都城里招募了数千名贩子地痞，建立新式兵器的战车军队。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，以为决不成用，崇祯不听。皇太极回师攻来时，这个战车军队出城比武，一触即溃，木制大炮自行爆炸，和尚发明家阵亡。
但崇祯对于如许性子不异的简朴推论，竟完整不顾。
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：
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、军政，对军务内幕晓得得最清楚。职方司郎中（司长）余大成死力为袁崇焕分辩，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克日日为此事争论。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，一是“背叛”，二是“擅主和议”。所谓背叛，唯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，去敌所忌。袁崇焕擅杀毛文龙，手续上一定完整精确，但是毛死以后，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行，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，杀得好，就算当真杀错，任务也是在天子了，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。[111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