肆赦日：“贤人受命以宅中，莫大邦图之继。王者体元而居正，盍新年纪之颁。朕遭时艰巨，涉道寡昧，熟视斯民之苛虐，莫当劲敌之陵犯。负此百忧，于今五载，曷尝不未明求治，当馈思贤。念两宫之远，而菲陋是安，恐九庙之颠，而艰危是蹈。苟祸可弭，虽劳弗辞。然生灵久困于兵戈，城郭悉残于煨烬，丁壮系身于异域，旄倪暴骨于中原。桑田失时，男女隳业，仅存常产者，苦斗升之，寸土之依，或迫温饱，散为盗贼，始焉莫之加卹终，而无以自还。致汝于斯，皆予之过。半高穹之未厌，哀否运之已穷。兵马虽来，边防粗备。嘉与照临以内，共图歇息之期。绍奕世之宏休，兴百年之丕绪。爰因正岁，肇易嘉名。发涣号于治朝，霈鸿恩於寰宇。其建炎五年可改成绍兴元年。於戏！《小雅》尽废，宣王嗣复于宗周，炎正中微，光武系隆于有汉。静言凉德，敢对前人。尚期中外之彝伦，同礼祖宗之遗泽。辅成此志，永底于休。”
当当时，有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：一曰示之以法，二曰运之以权，三曰别之以分。大略谓：“诸将不对，不成不治。今陛下对大臣不过数刻，而诸将皆得出入禁中，是大臣见陛下偶然而诸将无时也。门路传播，遂谓陛下进退人才，诸将与焉。又，庙堂者，具瞻之地，大臣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。今诸将率骤谒，径至便衣密坐，视大臣如僚友，百端营求，期于必得，朝廷岂不自大哉！祖宗时，三衙见大臣，必执梃趋庭，肃揖而退，盖等威之严，乃足相制。又，遣将出师，诏侍从集议者，以是博世人之见，今则诸将在焉。
随后高宗天子又诏侍从、台谏条具保民弭盗、遏敌患、生国财之策。
诸将，服从者也，乃使之预谋。彼既各售其说，则利于公倒霉于私者，必不觉得可行，便于己不便于国者，必不觉得可罢，欲其冒锋镝，趋死地，难矣。自今诸将当律以朝仪，毋数燕见。其至政事堂，亦有祖宗故事，且无使参群情之馀，则分既正而可责其功。是三说果行，则足以驭诸将矣，何难乎弭盗，何忧乎遏敌哉！
然臣复有私忧过计者。自古以兵权属人久，未有不为患者，盖予之至易，收之至难，不早图之，悔怨无及。国度以三衙官管兵而出，一兵必待密院之符，祖宗于兹，盖有深意。今诸将之骄，枢密院已不能制，臣恐贼平以后，方劳圣虑。自古偏霸之国，提兵者何尝乏人，岂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！意偏裨当中，必有豪杰，特为二三大将抑之而不得伸尔。谓宜精择偏裨十馀人，各授以兵数千，直属御前而不隶诸将，合为数万，以渐稍诸将之权，此万世计也。”
但王藻的这封上书很快便传到诸将耳中，特别是岳飞听闻后更是莫名火大，本身一心为国，竟然被人这般诽谤，真的把本身当作软柿子来捏了。因而岳飞亲身写书于张俊和刘光世，并附上一封本身写成的对论，其略曰：“本日误国者皆文臣。自蔡京坏乱纪纲，王黼光复燕、云以后，在朝侍从以下，持节则丧节，守城则弃城，建议者进媾和之论，奉使者持割地之说，提兵勤王则崩溃，防河拒险则逃遁。自金人深切中原，蹂践京东、西、淮南之地，为王臣而弃地、弃民、误国、败露者，皆文臣也；间有竭节死难，当横溃之冲者，皆武臣也。又其甚者，张邦昌为伪楚，刘豫为伪齐，非文臣谁敢当之！”
而高宗天子得了秦桧，又加上其曲意巴结，是以对其非常爱好，常命其伴随摆布，一时候恩宠有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