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好问见高宗天子企图偏袒张邦昌，因而拥戴黄潜善之言道：“张邦昌窃位号，人所共知，既已自归，惟陛下裁处。”
但黄潜善、汪伯彦之流仍力主高宗天子东南巡幸，其亲信上书道：“汴都蹂践之余，不成复处。瞧阳封域不广，而又逼近河朔，敌易乃至。南阳密迩中原，虽易以号令四方，但本日陈、唐诸郡，新于乱，千乘万骑，何所取给！夫马队，金之长技，而不习水战。金陵天险，前据大江，能够恪守；东南财力富盛，足以待敌。唯江宁实古帝都，外连江、淮，内控湖、海，为东南要会。伏唯察看时变，从权虑远，趣下严诏，夙期东幸，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，留守京邑；又行清野于河北、山东诸道，候军声国势少振，然后驾还中都，则天下定矣。”
高宗天子无法，只得唤出吕好问，问道：“卿之前在围城中知其故，觉得张邦昌何如？”
此时张浚为御史，上书弹劾李纲虽负才华、偶然望，然以私意杀侍从，典刑不当，不成居相位；又论李纲根绝言路，独擅朝政，事之大小，随便必行，买马之扰，招军之暴，劝纳之虐，优立赏格，公吏为奸，擅易诏令，窃庇姻亲等十数事。
黄潜善见高宗难堪，因而便出列，将昨日之言说将出来，力劝李纲，李纲只是对峙。
而此时宗泽也来到应天府，入见高宗天子，君臣二人见面，喜极而泣，对坐陈述兴复大计，并唤李纲前来。
事毕，高宗天子对李纲说道：“卿昨争张邦昌事，内侍辈皆泣涕，卿今能够受命矣。”李纲因而拜谢而出，随后圣旨颁下，又令李纲兼充御营使。
所幸现在开封府尹缺职，李纲便上书高宗天子，言东京留守非宗泽不成，说道：“京师底子之地，新经扰攘，民气未固，不得忠义之士加意抚绥，非独外忧，且有内变。”高宗天子深觉得然，又问其有人可荐，李纲力推宗泽，高宗天子许之，因而命宗泽转任为延康殿学士、开封府尹、东京留守。
李纲正色说道：“大臣以道事君，不成则止，我只知事君之道，却不知保全本身进退之节。患祸非我顾虑之事，天下自有公议，此不敷虑。”
不幸李纲一代忠臣，前有拱卫京师之功，后有治政之劳，却不能在任上大展拳脚，终究为奸人所嫉，无法而退，在相位只得七十五日。
高宗天子听后，深觉得然，因而决定巡幸江宁，李纲数次上奏，皆被采纳。
这一日李纲入朝，奏道：“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，但是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群臣和睦于下，庶几靖康之弊革，而复兴可图。然非有范围而知前后缓急之序，则不能以胜利。夫外御疆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动民气，信奖惩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、郡守以推行新政，俟吾以是自治者政事已修，然后能够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所谓范围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则在于摒挡河北、河东。盖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樊篱也。摒挡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，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余郡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，不过真定、怀、衞、濬四州罢了，其他二十余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以是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觉得首级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朝廷不是以时置司、遣使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粮极力疲，坐受金人之困。虽怀忠义之心，援兵不至，危迫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安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谕天子恩德、以是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。有能全一州、复一郡者，觉得节度、防备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惟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御敌之力，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，最本日之先务也。”高宗赞成其言，问谁可任者，李纲荐张所、傅亮。因而高宗天子下诏以张所为河北招安使，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。